史 熔 覃 韬 罗 璐（湖北广电总台经济频道 430071）

隐性采访是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中不表明真实身份或身份未被采访对象感知的情况下，借助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采访工具，秘密获取新闻素材的采访活动。与显性采访相较，隐性采访在一些特殊的报道领域具有优势，因而成为媒介普遍采用的采访手段。但是从具体实践来看，隐性采访又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央视著名栏目《焦点访谈》在采访实践中，也曾面临获取事实困难，拒绝接受采访的情况越来越多。据该栏目一名制片人透露，部分节目选题正是通过偷拍进行采访的。但是隐性采访所涉及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新闻业务的范围，除了使用技巧，关于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等纠纷，都是当前新闻界关注的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现状

目前无论是都市报、晚报类的报刊，还是电视民生新闻栏目，都以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为己任，揭丑和曝光类的新闻常常见诸各类媒体。用显性采访的方式是难以接近和捕捉真实情况的，而隐性采访则有可能获取此类新闻事实，满足社会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例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曾经播出的《在路上》节目，组织了一个有28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分乘轿车、面包车、货车、长途客车开赴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隐性采访报道，对交通乱收费等现象予以了批评，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媒体介入调查南丹特大矿难，记者的隐性采访为揭开南丹矿难真象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以近几年在全国兴起的电视民生新闻而言，有了隐性采访手段的运用，在新闻事实的采集和挖掘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和提高。以前很难用电视表现的事件第一现场，事件当事人的语言、行为等真实状态，都借助隐性采访手段得以展现在观众面前。电视隐性采访强烈的纪实风格，特别是隐性采访得来的声、画同步的影像资料，更好地还原了新闻事件的真实性。隐性采访带给受众的，正是更强的真实感和更高的可信度。

二、隐性采访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实际运用来看，隐性采访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即对事件的完全参与式采访和完全观察式采访。所谓完全参与式采访，指的是新闻工作人员像一个真正的新闻事件的参与者那样行动，别人只知道你是参与者而不知道你是记者。完全观察式采访则只对事件过程做纯粹观察和记录，记者并不成为这个事件进程的一部分，又有人称之为化妆采访。

　　记者在进行完全参与式采访时，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特别是记者在采访违法行为时更需要注意。记者为了获取第一手事实，扮演成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与采访对象接触，如记者扮演成买赃者、买假者等身份，故意设置“圈套”、“陷阱”，从而诱使对方现出原形，同时记者记录这个过程。但是这种“诱导”不仅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而且有“引诱他人违法犯罪”之嫌。有专家认为：“以参与者身份故意引诱被采访对象违法犯罪”有明显的违法之嫌，记者不应该实施这种“隐性采访行为”。

　　记者在进行完全观察式采访时，不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备，甚至毫无防范，记者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甚至是当事人的隐私。但是，当某些隐私资料在媒体上公之于众的时候，就容易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进行这类采访时，也应该十分慎重。

三、隐性采访面临的现实压力和应对

通过隐性采访方式，往往可以获取到显性采访所难以获取的事实，获取到的事实也比较真实可信；而且，由于一般需要使用隐性采访手段采访的事实，多为关乎公众利益且不为大众所知的负面事件，如贪污腐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样的事件也较有新闻价值，甚至能出现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但是，隐性采访却面临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压力。

　　隐性采访中面对着种种法律限制，如记者的身份是否违法、行为是否违法、工具是否违法、不良动机是否导致违法等多种情况。在道德方面，隐性采访的运用，时常会被认为采用了一种近乎窥私的手段来获取新闻事实，虽然对多数公众的利益的进行了保护，但是对于受访者来说，隐性采访的做法有不道德之嫌。

　　目前，确定隐性采访的必要性，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所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当隐私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发生冲突时，应该较多考虑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隐性采访使记者能够获得丰富详实的新闻素材，但是隐性采访只是新闻采访方法的一种，是显性采访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对于隐性采访也是没有成文规定的。隐性采访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对显性采访的补充，而不能事情不分大小、不分析客观情况与后果，滥用隐性采访。

总之，在媒体普遍采用“隐性采访”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隐性采访只是新闻采访方法的一种，媒体与记者应科学地掌握隐性采访的“度”，正确使用“隐性采访”，让“隐性采访”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以利于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记录生活，报道新闻事件。#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