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津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生 430074）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益探索和科学总结，在此目标下，我国大众传媒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神圣使命，本文提出了我国大众传媒公共定位的观点，以解决业界和学界长期以来对大众传媒角色定位的困惑。

【关键词】和谐社会 中国媒介 角色 塑造

长期以来中国媒介一直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其重要功能是传递党和政府声音，宣传党的政策。20世纪后期，随着政府把经济目标提到与政治目标同等重要的地位，媒介的市场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使媒介既适应在产业领域与专业性要求极高的市场竞争，又要懂得从中国传媒的特殊性出发去经营发展，实现政府控制下的社会效益指标，真是难上加难。因此，现阶段中国媒介到底如何进行角色定位，才既符合国情又有利于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和谐社会与中国媒介的现实任务

传媒就像一面放大镜，它不仅对整个社会生态的变迁起到了扩大的作用，而且从它身上细微的变化中亦可以窥见社会更大的变化。事实上，不仅传媒在反思，全社会都在反思市场经济改革之痛。党中央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在实践中促进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阶层分化开始出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突出。

在这种新形势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是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益探索和科学总结，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路的升华，也是全社会在历史关键时期必须肩负的重要任务和光荣使命。“和谐”的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这是与传媒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相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各界为如此美好愿景共同努力的过程中，大众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我国大众传媒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借助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公信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发挥新闻媒介在群众中的向心力，集思广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关心百姓生活，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疾苦，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培育稳定基础和健康心态；引导社会健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形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文明道德风尚；提高新闻媒介的文化品位和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其中，大众传媒也将致力于改变过去市场经济条件下模糊的角色定位，把预防和抵抗经济控制作为新一轮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众传媒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全部的智慧与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会是大众传媒未来发展中最核心的指导思想，是大众传媒真正走向独立、公平、公正的历史性机遇。

二、我国大众传媒的公共定位——国家所有与市场运作的合力

结合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又面临认真研究市场改革利弊基础上治国思路的重大转机，应该说我们审视大众传媒定位的时机己经十分成熟。

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观念的转变，为民众提供自由表达需求和利益的公共空间。最早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公共领域中比较自由、活跃的大众传媒容易“受到政府权力和势力的双重宰割”。[2]现代社会进步，使新闻媒介成为构建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公众精神和公众意识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媒介具有社会公共品的本质属性。媒介作为公众的舆论载体和舆论领袖，通过承载和调动公众的广泛参与，引导公共领域的勃兴，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

给大众传媒定位还必须考虑到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技术创新给媒介形态带来的变化。它们促使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受众面发生了革命性扩张、受众参与和与媒介互动程度更加深化，从手段、形式、效果等全方位拓展了媒介的公共性。

那么，面对过去与未来，我们对新时期传媒角色应该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必须要给它一个宏观的、前瞻的、明确的定位——这就是新闻的公共定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孙旭培教授把它概括成四句话：“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这与美国的“公共新闻”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国情下有不同的解读。

不管我国传媒市场发展到何种程度，大众传媒的国有基础决不可动摇，这是由我国大众传媒的特殊地位和政治使命决定的。同时，市场化改革的信念也决不可动摇，继续运用市场的力量冲击传媒业传统的官僚作风，运用市场的活力来改变传媒千篇一律的外在形象，运用市场的多元化声音来颠覆“官本位”的社会生态。我们决不是因为经济控制问题突出，就要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反，市场化运作机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用成熟的市场规范和健全的法制法规来防治经济控制，而这必须在政府的指导和调控下慎重、稳妥、有序地进行。因此，国有体制与市场运作的双轨制在过渡阶段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关键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它们的合力，巩固传媒自身的公共立场，实现公民社会的公共价值，谋求惠及人民的公共利益。

三、媒介公共定位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

世界上的媒介制度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共体制，即媒介为公共财产，以视听费为主要收入来源，能够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企业，却难以走出经济困境；二是商业体制，即媒介为私营企业，完全以商业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经济控制尤其严重；三是国有体制，即媒介为国家所有的部门，以国家拨款为主要经济来源，基本不做广告，但此类媒体影响力一般较小。中国目前的媒介制度是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体制中间，第一种体制暂时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近些年在中国媒介产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媒介产业的经济成分和所有结构也开始有了松动。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部门已经明确提出鼓励包括境外资本在内的民营资本进入中国新闻出版业，尽管还有诸多限制，比如国有资产必须控股，投资方不能参与宣传编辑业务等等。发生这重大转变的原因一是政府希望继续严格控制主流媒体介和核心媒介，而边缘媒介、非主流媒介以及媒介相关产业的经济形态将取决于市场，因此，它们的经济成分会多元化，如市场化、外资、国内公有或私有资本等；二是各种资本的力量将日益强大，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将最终得到国家的承认，国家也会开放一定空间给这种力量。[3]但我国媒介经济成分变化仍然会有所限制，仍然会坚持国有成分占主导的地位，“国家所有、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框架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至于公共媒介体制，或许未来会在国内资本公益化转向的过程中产生，但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媒介的新闻运作理念需要移植到所有的国有媒体中，即大众传媒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保持不偏不倚的公共立场。但从中国目前的媒介现实情况看，公共领域虽然有所扩张，却还是十分有限。

肯定会有人问，既然媒介是靠市场生存，那么大众媒介的公共定位就根本无从谈起。事实上，媒介的公共性，不是说它占据了完全分离的空间，相对自由地存在于市场的考虑之外。假如它完全脱离市场，那么新闻媒介也就毫无价值。实际上，国外媒介的实践证明，即便是私人资本控制的商业媒介，也不乏有像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主流报纸。

那么，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媒介就应当抛弃一切固有陈见，从分化走向融合，营造公共的舆论氛围，共同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公共目标。这就需要我国无论是国有还是商业媒介都必须把公共化作为发展方向。

一方面，党报及各级广播电视台等政府媒介需要借鉴商业媒介的有益成分，在注重客观严肃性的同时增强可读性，利用自身优势对政策性较强的新闻进行深入挖掘，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事件、公共事务有策略地展开话题，促进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引导公共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扩大主流党报的舆论影响力。

另一方面，商业媒介要在纷繁芜杂的局面中拨云见日，分清主流和支流，强化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不哄抬，不跟风，不炒作，自觉抵制经济控制危害，保持新闻运作的独立意识和较高的文化格调；切实从人民大众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及时发现社会矛盾，解剖社会问题的根源，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报道要注重客观平衡，反映多元化声音，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国民心态的稳定与健康。

注释：

[1]李伦、孙宝国：《构建和谐社会浅析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3月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3]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中华传媒网，2006年3月20日

（编辑：欣文）#13#10